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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ǔ zōng yuán]

              柳宗元

              朝代:唐代描述:無

              簡介: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東(今山西運城)人,杰出詩人、哲學家、儒學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 永州八記 》等六百多篇文章,經后人輯為三十卷,名為《柳河東集》。因為他是河東人,人稱柳河東,又因終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 韓愈 同為中唐古文運動的領導人物,并稱“韓柳”。在中國文化史上,其詩、文成就均極為杰出,可謂一時難分軒輊。

              來自百科: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在山西芮城運城一帶人[1]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并稱為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2]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詩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游記寫景狀物多所寄托有河東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漁翁[3-4]柳宗元畫像來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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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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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

              家庭環境
                柳宗元出生的時候,“安史之亂”剛剛平定10年。雖然已有10年的短暫和平,但這時的唐王朝早已走過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漸衰朽。唐王朝的各種社會矛盾急劇發展,中唐以后的各種社會弊端如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相爭等等正在形成。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個具有濃厚的文化氣氛的家庭。他四歲那年,父親去了南方,母親盧氏帶領他住在京西莊園里,盧氏信佛,聰明賢淑,非常有見識,并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誦古賦十四首。母親的啟蒙教育,使柳宗元對知識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盧氏勤儉持家,訓育子女,在早年避亂到南方時,寧肯自己挨餓,也要供養親族。后來柳宗元得罪貶官,母親以垂暮之年,跟隨兒子到南荒,沒有絲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在她身上體現了很多中國古代婦女的美德。母親的良好品格,從小熏陶了柳宗元。
                貞元元年(公元785年),柳鎮到江西做官。在這以后一段時間,柳宗元隨父親宦游,到過南至長沙、北至九江的廣大地區。這段經歷使柳宗元直接接觸到社會,增長了見識。從這以后,他已經開始參與社交,結友納朋,并作為一個有才華的少年受到人們的重視[注:劉禹錫《河東先生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貞元初。”見《柳宗元集》附錄]。不久,他回到了長安。
                柳宗元的幼年在長安度過。對朝廷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危機與動蕩有所見聞和感受。他九歲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發了繼安史之亂后又一次大規模的割據戰爭——建中之亂。誘發戰爭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鎮李寶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謀繼襲,得到河北其它兩鎮和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的支持,企圖確立藩鎮世襲傳子制度。新繼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鎮就聯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為避戰亂來到父親的任所夏口(今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但由于夏口是一個軍事要沖,這時又成為李希烈叛軍與官軍激烈爭奪的目標。年僅12歲的柳宗元在這時也親歷了藩鎮割據的戰火。
                除了母親外,父親柳鎮的品格、學識和文章對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響。柳鎮深明經術,“得《詩》之群,《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內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可知他信奉的是傳統的儒學,但他并不是一個迂腐刻板、不達世務的儒生。他長期任職于府、縣,對現實社會情況有所了解,并養成了積極用世的態度和剛直不阿的品德。他還能詩善文,曾與當時有名的詩人李益唱和,李益對他很推崇。父親和母親給予柳宗元儒學和佛學的雙重影響,這為他后來“統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出仕
                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柳宗元調為藍田尉,兩年后又調回長安任監察御史里行,時年31歲,與韓愈同官,官階雖低,但職權并不下于御史,從此與官場上層人物交游更廣泛,對政治的黑暗腐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漸萌發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王叔文、王伾的永貞革新,雖只有半年時間便宣告失敗,但卻是一次震動全國的進步運動,所實行的措施,打擊了當時專橫跋扈的宦官和藩鎮割據勢力,利國利民,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柳宗元與好友劉禹錫是這場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稱為“二王劉柳”。年輕的柳宗元在政治舞臺上同宦官、豪族、舊官僚進行了尖銳的斗爭。他的革新精神與斗爭精神是非常可貴的。

              在永州
                由于唐順宗下臺、唐憲宗上臺,革新失敗,“二王劉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士都隨即被貶。憲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貶為邵州(今湖南邵陽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貶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馬。這次同時被貶為司馬的,還有七人,所以史稱這一事件為“二王八司馬事件”。
                永州地區地處湖南和廣東、廣西交界的地方,當時甚為荒僻,是個人煙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歲的老母親、堂弟柳宗直、表弟盧遵。他們到永州后,連住的地方都沒有,后來在一位僧人的幫助下,在龍興寺寄宿。由于生活艱苦,到永州未及半載,他的母親盧氏便離開了人世。
                柳宗元被貶后,政敵們仍不肯放過他。造謠誹謗,人身攻擊,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幾年后,也還罵聲不絕。由此可見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殘酷的政治迫害,艱苦的生活環境,使柳宗元悲憤、憂郁、痛苦,加之幾次無情的火災,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則膝顫、坐則髀痹”的程度。貶謫生涯所經受的種種迫害和磨難,并未能動搖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確表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
                永州之貶,一貶就是9年,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轉折。在京城時,他直接從事革新活動,到永州后,他的斗爭則轉到了思想文化領域。永州十年,是他繼續堅持斗爭的十年,廣泛研究古往今來關于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方面的一些重大問題,撰文著書,《封建論》、《非〈國語〉》、《天照》、《六道論》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衣冠墓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后一年,靈柩運回京兆萬年縣棲鳳原(今陜西西安)。《柳州縣志》記載:“宗元原厝于古州治,其櫬雖扶歸,而封土尚存。”這封土就是現在的柳宗元衣冠墓。原毛石砌墓是清代重建的,墓碑題“唐刺史文惠侯柳公宗元之墓”,有對聯“文能壽世,惠以養民”。文革時墓被毀平。1974年修復,郭沫若題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如右圖所示,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柳侯祠內)柳宗元生平事跡,參見韓愈《柳子厚墓志銘》、新、舊《唐書》本傳、文安禮《柳先生年譜》(載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別有《粵雅堂叢書》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譜》(載《武漢大學學報》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師范學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譜初稿》(載《山西師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參考。關于柳宗元的研究論著,章士釗《柳文指要》,取材詳博,為論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揚柳抑韓之論。

              文學成就

                柳宗元雖然只活到了46歲,卻在文學上創造了光輝的業績,在詩歌、辭賦、散文、游記、寓言、雜文以及文學理論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柳宗元一生留下許多篇詩文作品,其詩多抒寫抑郁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閑適之作。文的成就大于詩。其駢文有近百篇,不脫唐駢文習氣,但也有像《南霽云睢陽廟碑》那樣的佳作。
                柳宗元的集子,為劉禹錫所編,題《河東先生集》,宋初穆修始為刊行。《四庫全書》所收宋韓醇《詁訓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編外集 1卷,為現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說音注、張敦頤音辨、潘緯音義的《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別集2卷、外集2卷、附錄1卷,有《四部叢刊》影元刊本,為現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說注《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宋魏懷忠編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編外集1卷、《龍城錄》2卷、附錄8卷,有《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影印文淵閣本。宋廖瑩中編注《河東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補遺、附錄等,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種,有□隱廬影印宋刻世□堂本,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據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蔣之翹輯注《柳河東集》45卷、外集 5卷、遺文、附錄等,雖采輯舊注,中多蔣氏自注的部分;有明 三徑藏書刻本、《四部備要》排印本。
                柳宗元重視文章的內容,主張文以明道,認為“道”應于國于民有利,切實可行。他注重文學的社會功能,強調文須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結合,指出寫作必須持認真嚴肅的態度,強調作家道德修養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兩漢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經典及《莊子》、《老子》、《離騷》、《史記》等學習借鑒,博觀約取,以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詩歌理論方面,他繼承了劉勰標舉“比興”和陳子昂提倡“興寄”的傳統。與白居易《與元九書》中關于諷喻詩的主張一致。他的詩文理論,代表著當時文學運動的進步傾向。

              古詩
                柳宗元的詩,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輩出、百花爭艷的唐代詩壇上,是存詩較少的一個,但卻多有傳世之作。他在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受的基礎上,借鑒前人的藝術經驗,發揮自己的創作才華,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成為代表當時一個流派的杰出詩才。現存柳宗元詩,絕大部分是貶官至永州以后作品,題材廣泛,體裁多樣。他的敘事詩文筆質樸,描寫生動,寓言詩形象鮮明,寓意深刻,抒情詩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筆,委婉深曲地抒寫自己的心情。不論何種體裁,都寫得精工密致,韻味深長,在簡淡的格調中表現極其沉厚的感情,呈現一種獨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關心現實、同情人民的詩人,所以無論寫什么題材,都能寫出具有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的詩篇。
                柳詩現存140多首,均為貶謫后所作。前人把他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內容近于陶淵明詩,語言樸素自然,風格淡雅而意味深長。另外一些五古則受謝靈運影響,造語精妙,間雜玄理,連制題也學謝詩。但柳詩能于清麗中蘊藏幽怨,同中有異。另外,柳詩還有以慷慨悲健見長的律詩《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為唐代七律名篇,絕句江雪》在唐人絕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在游記、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樣為后世留下了極其優秀的作品。<<永州八記>>;已成為中國古代山水游記名作。這些優美的山水游記,生動表達了人對自然美的感受,豐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領域,從而確立了山水記作為獨立的文學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因其藝術上的成就,被人們千古傳誦、推崇備至。除寓言詩外,柳宗元還寫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驢技窮”,已成成語,幾乎盡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雖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記一樣,被千古傳誦。
                柳宗元的論說包括哲學、政論等文及以議論為主的雜文。筆鋒犀利,論證精確。《天說》為哲學論文代表作。《封建論》、《斷刑論》為長篇和中篇政論代表作。《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伊尹五就桀贊》等為短篇政論代表。
                他的哲學思想中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成分,在《天說》《天對》《非國語》《封建論》中集中反映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⑴否定神秘的天,宇宙是混沌的,運動的元氣構成的,所謂的天是大自然構成的元素,根本不存在至高無上可以支配人的命運的天,天地萬物的變化都是元氣運動的結果。不存在神秘的外在力量。⑵天人不相預說。在天人關系上他認為天和人是互不相干涉的,主張重視人事而不空談天命鬼神。⑶對鬼神迷信從認識論的根源上做出了解釋,人們迷信鬼神是力量弱的表現。如果人們掌握了規范和規律,人力足以支配自然,就不會相信鬼神了。
                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現為重“勢”的進步社會歷史觀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響,尤是政治失意時,往往向佛教尋找精神上的解脫。

              寓言
                柳宗元的寓言繼承并發展了《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列子》、《戰國策》的傳統,多用來諷刺、抨擊當時社會的丑惡現象,推陳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種動物擬人化的藝術形象寄寓哲理或表達政見。代表作有《三戒》(《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傳》、《羆說》等篇。嬉笑怒罵,因物肖形,表現了高度的幽默諷刺藝術。

              傳記
                繼承了《史記》、《漢書》傳統,又有所創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狀》、《梓人傳》、《河間傳》、《捕蛇者說》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礎上有夸張虛構,似寓言又似小說。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童區寄傳》。

              騷賦
                宋人嚴羽說:“唐人惟子厚深得騷學。”此論相當中肯。柳宗元的辭賦繼承和發揚了屈原辭賦的傳統。他的辭賦,不僅利用了傳統的形式,而且繼承了屈原的精神。這或者是因為兩人雖隔千載,但無論是思想、遭遇,還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處。《舊唐書》本傳云柳宗元“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戶乙)。蘊騷人之郁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數十篇,覽之者為之凄惻。”與屈原之作辭賦,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賦”和“十騷”,確為唐代賦體文學作品中的佳作,無論側重于陳情,還是側重于詠物,都感情真摯,內容充實。
                《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囚山賦》等,均用《離騷》、《九章》體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傷,或寓言寄諷,幽思苦語,深得屈騷精髓。《天對》、《晉問》兩巨篇,則為另一種類型,形式仿照《天問》、《七發》,造語奇特深奧。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關佛教的碑、銘、記、序、詩歌等作品,對禪宗、天臺宗、律宗等學說有所涉及。

              山水游記
                柳宗元的游記最為膾炙人口,均寫于被貶后,以永州之作更勝。典范之作為《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游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憤;也有作者幽靜心境的描寫,表現在極度苦悶中轉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畫山水景色,則或峭拔峻潔,或清邃奇麗,以精巧的語言再現自然美。《永州八記》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時,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敗被貶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寫的都是當時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風景,文章短小、輕靈,樸實、順暢,為歷代所傳頌。其中以《小石潭記》最為著名,作者通過他的筆向人們描述出了一個清幽寧靜的小石潭風景。文章引人入勝,雋詠無窮。開頭用未見其形,先聞其聲的寫法展示小石潭。以魚寫潭,則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見;以魚寫人,則人羨魚樂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狀形、傳神、布影、設色,筆墨經濟,手法高超。結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寫凄寒悄愴之感,情景交融。

              家庭背景

              家世
                在北朝時,柳氏是著名的門閥士族,柳、薛、裴被并稱為“河東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說:“柳族之分,在北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與李氏皇族關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時居官尚書省的就達23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間,柳家屢受武則天的打擊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時,其家族已衰落,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縣令一類小官。其父柳鎮,在玄宗天寶末曾做過太常博士,安史之亂后又繼續為官,官職一直很低。柳宗元的母親盧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陽盧姓,但家道早已沒落。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兩個女兒分別配山東崔氏、河東裴氏,都是沒落的舊士族。
                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說,柳氏到他這一代,已經“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安史之亂,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沖擊。戰亂中,柳鎮送母親入王屋山避難,自己攜著一家匯入逃亡人流,逃到吳地。在南方,一度生計艱難,有時竟薪米無著。柳宗元的母親為了供養子女,常常自己挨餓。
                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終保持著對祖先“德風”與“功業”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語氣,敘說祖上的地位與榮耀,表現出強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對功名的執著追求。

              家族
                柳中庸,生卒年不詳,名淡,以字行,河東(今山西永濟西)人。唐代詩人。與中唐時期著名文人柳宗元為同族,與大歷十才子之一的李端為詩友,著名學者蕭穎士愛其才,把女兒嫁給他。曾被任命為洪州戶曹掾,但他未接受。
                柳宗玄,是唐代大文學家柳宗元的堂弟。他曾在《小石潭記》中被提到“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他本人其他詳細資料不詳。

              妻兒
                柳宗元,先娶弘家楊氏妻,唐貞元15年(799)宗元27歲時亡故。他在永州時,寫有《下殤墓博記》,說明他這時有女和娘,夭死。宗元在柳州死后,其友劉禹錫《祭柳員外文》中說:“誓使周六,同于己子。”韓愈柳子厚墓志銘》說:“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是柳宗元有子二人。惟周六、周七以后歸于何處?所作何事?無記。
                柳宗元留有二子二女,長子周六,次子周七,二女無名。
                “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
                ——韓愈《柳子厚墓志銘》

              教育成就

                柳宗元認為天下萬物的生長,都有自身的發展規律,“順木之天,以致其性。”必須順應自然規律,否則不僅徒勞無益,還會造成損害。

                柳宗元認為,育人和種樹的道理是一樣的,育人同樣要順應人的發展規律,而不能憑著主觀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預和灌輸。

                柳宗元贊賞韓愈的《師說》之論,也欽佩韓愈不顧流俗、勇于為師的精神,對當時社會上層士大夫“恥于相師”的風氣感到痛心。他說:“舉世不師,故道益離。”但他在師道觀上又有自己的見解和實施方式。他寫下了《師友箴》、《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等文章,闡述了自己的師道觀。其核心觀點就是“交以為師”。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師的作用。他認為無師便無以明道,要“明道”必從師。

                但是,對韓愈不顧世俗嘲罵而“抗顏為師”的作法,他表示自己沒有勇氣這樣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棄為師,而是去為師之名,行為師之實。

                柳宗元謝絕的是結成正式師生關系的名分,不敢受拜師之禮。但對來向他請教問道者,他無不盡其所知給予解答,誠懇地指導后學者,確有為師之實。他提出“交以為師”的主張,即師生之間應和朋友之間一樣,相互交流、切磋、幫助,在學術研討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單純的教導與被教導的關系。柳宗元的“師友”說是傳統師道觀中有很大影響的一種學說,尤其是在高層次的教學活動中,更有借鑒意義。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為考進士,文以辭采華麗為工。貞元九年(793)中進士,十四年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一度為藍田尉,后入朝為官,積極參與王叔文集團政治革新,遷禮部員外郎。永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敗,貶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貶永州司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在此期間,寫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游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師,不久再次被貶為柳州刺史,政績卓著。柳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劉禹錫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篇。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游記寫景狀物,多所寄托。哲學著作有《天說》《天對》《封建論》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劉禹錫保存下來,并編成集。有《柳河東集》《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

              介紹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東郡(今運城永濟)人,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愚溪”,漢族,祖籍河東(今山西省運城市永濟、芮城一帶),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與韓愈共同倡導唐代古文運動,并稱為“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與唐代的韓愈、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 并稱為“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中進士,五年后又考取博學宏詞科,先后任集賢殿正宇,藍田縣尉和監察御史里行(即見習御史)。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參加王叔文領導的政治革新運動。革新失敗后,王叔文被殺,柳宗元也從中央貶到了地方先是貶為紹州刺史,未及任又被貶為永州(現屬湖南)司馬,十年后,又貶為柳州刺史。819年病死于柳州任上。

              哲學思想

                除對文學作出的巨大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個積極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運動,必然是一個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等。在這些論著中,柳宗元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把董仲舒這樣的大人物斥為“淫巫瞽史”,指責他“誑亂后代”。他反對天符、天命、天道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神”,這在一千多年前神學迷信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柳宗元還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系,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他的哲學思想,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中唐時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寫的一些關于社會政治的論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體反映,是他參與政治斗爭的一種手段。《封建論》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論文。針對分封制和郡縣制兩種制度之爭,柳宗元認為整個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分封制暴露出種種嚴重弊端,而新的郡縣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優越性和進步性,因而極力支持郡縣制。對秦始皇的評價,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進步性。《六逆論》、《晉問》等政論文,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世襲特權,甚至認為天子在用人問題上有了錯誤,也應改正。他重視農戰的思想也比較突出,重視勸農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學,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論,往往從折衷調和的立場,來對儒、法、釋、道等各家學說作調和的解說,這是他思想異于其他思想家之處。

              軼事典故

                唐憲宗元和l0年(公元815年)6月,柳宗元被貶官來到柳州任刺吏,至元和14年(公元819年)11月8日,病逝于柳州。他在柳州的時間雖然僅有4年,但卻為柳州黎民百姓辦了很多好事,如重修孔廟、興辦學堂書院、破除巫神迷信、開鑿飲用水井、釋放抵債奴婢、植樹造林等,促進了柳州地方文明的發展,在歷史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柳州的百姓非常懷念他,給他立祠,千百年來一直祭祀他。有關他的傳說廣為流傳。

              福民驅鬼
                柳州的柳侯祠,《龍城石刻》(“劍銘碑”)的復制品,是一塊長一尺多、高六寸的殘缺石碣,上面刻有“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丑。元和十二年。柳宗元。”相傳這塊《龍城石刻》從土里挖出來時,旁邊還有一把短劍,所以又稱“劍銘碑”。
                這是柳宗元逝世前兩年,在一次向其部下魏忠、謝寧、歐陽翼等人交代后事時,寫下的一篇銘文。當他揮毫時,在場的圍觀者都認為筆法蒼勁、雄健,內容也是表達他愛護百姓,詛咒邪惡勢力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大家提出為了使它傳之后世,不如鐫刻在石塊上,經柳宗元同意,叫來石匠,將這篇銘文鐫刻成碑,連同他佩戴的一把短劍一起埋入土中。歷經千年人世淪桑后,被一位百姓無意挖掘到,可惜不久即失落,只留下拓片。
                由于這是一件被認為埋入土中可以鎮宅,攜帶身上可以護身的神物,所以清代南方赴京應考的士子和長年經商在外的商賈,多有隨身收藏《龍城石刻》拓片往來于旅途,以求逢兇化吉的。

              荔子碑
                “荔子碑”是過去每年祭祀柳宗元時用的祭歌,摘自唐代著名文學家韓愈寫的《柳州羅池廟碑》中的《享神體》,此碑是公元1217年(宋代嘉定10年)刻的,因開頭有“荔子”二字,所以叫做“荔子碑”。由于碑文是韓愈寫的絕好文章,又是宋代名書法家蘇東坡寫的絕好行書,歌頌的是柳宗元絕好故事;因而叫做“韓詩蘇字柳事碑”,又被人們美譽為“三絕碑”。
                此碑現巍然聳立于柳侯祠堂內,我們可以看到碑身為斷裂合拼而成。柳州流傳著一個故事,明嘉清年間,在戰亂中,“荔子碑”被毀壞。后來在筑柳州外城時,有軍士撿得半截“荔子碑”,拿來砌城墻,但是每次砌進墻內,城墻就崩塌,后來才發現是“荔子碑”的一部分,在場的人終于醒悟過來,知道拿來砌墻是對柳侯的不敬,受到崩塌的懲罰。只好把斷碑抬回柳侯祠,與殘留原處的“荔子碑”拼合在一起,使這一珍貴的文物得以完整地保留下來。

              四大好事
                柳宗元致力改革的都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地方。最明顯的成效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釋放奴婢,開鑿水井,興辦學堂,開荒建設,等等。
                首先是釋放奴婢。柳州原先是一個原始的荒蠻之地,當時沿襲一種殘酷的風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淪為奴婢。”相當于欠錢不還則淪為奴婢,而一旦為奴則終身為奴。柳宗元發布政令,“革其鄉法”,使得那些淪為奴婢者,仍可出錢贖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釋放奴婢的辦法,規定已經淪為奴婢的人,在為債主服役期間,都可以按勞動時間折算工錢。工錢抵完債后立即恢復人生自由,回家與親人團聚。這一舉動受到廣大貧困百姓的歡迎,后來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縣。
                柳宗元在柳州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力舉辦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由于地處偏僻的少數民族區域,遠離文明發達的都市,柳州一直以來處于封閉落后的環境里,弊風陋俗長期控制著人民的思想和心靈。柳宗元上任后,親手創辦了很多學堂,并采取各種方法鼓勵小孩積極念書,從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質。在政事之余,柳宗元還耐心接受青年學子的拜訪,對他們循循善誘。針對當地百姓迷信落后的習俗,柳宗元嚴令禁止江湖巫醫騙錢害人。同時推廣醫學,培養出當地自己的醫生為民眾服務。柳宗元不僅僅滿足于知識的傳播,更致力于改變陳舊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他使從來不敢打井的柳州,接連打了好幾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飯,靠喝雨水和河水長大的柳州人,從此喝上了干凈甘甜的地下水,這不能不說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變是生活方式改變的反映,從而也帶動了人們思維方式的更新。
                而后,柳宗元又把目光投向農業落后的問題上。當地是丘陵地區,城外有著大片大片的荒地。看到百姓艱苦貧困的生活,柳宗元下決心改善這樣的面貌。他以父母官的身份,號召、組織鄉間的閑散勞力,開荒墾地,種樹種菜,鼓勵發展生產。有了足夠的土地才能生產出足夠的糧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饑餓和貧窮。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種土地面積大增。僅大云寺一處開出的荒地就種下了竹子三萬竿,種菜百畦。他為改造一方水土,立下了不滅的功勛。
                此外,這位柳刺史還十分注重城市美化。他重視植樹造林,雖然身體不好也親自參加植樹活動。當時城里、河邊都種了許多柳樹。他的文明觀念還滲透到城市的建設和規劃上。柳宗元在位期間,整治了不少街巷,修筑了一些廟宇,并開發了不少自然景觀。
                水井:傳說柳宗元到柳州以前,柳州找不到一口可以使用的水井,千戶人家,萬余人口,吃水用水都背負著小口大肚子的罌瓶,極其艱難地沿著狹窄的崖路上下往返到柳江邊汲水。如果天旱水淺,到江邊的距離就更遠了;到了雨季,路險泥滑,汲水更加危險,稍有不慎,腳下一滑,汲水的人就會從陡坡上翻滾下去,輕者跌斷手足,重者還會送命。
                柳宗元到柳州后,體察民情,決定鑿井供居民飲用。他命令部下蔣晏,率領數十名軍士,在城北隍上開鑿第一口水井。經過一段時間不分白天黑夜緊張的施工,一直鑿到66尺深,才打出井水來。這時,柳州城里的百姓,都扶老攜幼跑來觀看這一奇跡。在這些百姓當中有的活到七、八十歲都還沒有見過井的,當他們喝到清冽的井水時,都不禁高興得歡呼雀躍起來。
                柳宗元鑿井之前,也曾有人試挖,但都崩塌,說是傷了“龍脈”,破壞“風水”,因此,都不敢繼續開鑿。柳宗元不信“訛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終于鑿井獲得成功,做了一件流傳千古的利民好事。從此柳州才有了水井。
                在柳州度過的余生最后的風雨四年里,柳宗元作為一個地方官,鞠躬盡瘁,用自己畢生的才華和心血,為當地人民鋪筑了一條通往文明社會的大道。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從他個人的角度來說,是他政治生涯中令人嘆息的結尾。但作為柳州歷史上名垂青史的好官,他付出的精力和做出的貢獻,卻是令人懷念,不能遺忘的。柳宗元就像一根風中的殘燭,頑強地燃燒自己,盡其所有的光芒,照亮了一方荒蕪。

              生平事跡

              開始
                柳宗元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書令,因得罪武則天而死。其父柳鎮,在高宗時遇到安祿山之亂,攜家避隱于王屋山。后上書言事而授官,在郭子儀屬下任職,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個神童型的天才,史書稱其小時候“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致”。二十歲時與劉禹錫為同科進士,官授校書郎。三十歲時與劉禹錫、呂溫等結識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個奇才,把他提升為禮部員外郎,并準備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團”“永貞革新”失敗,柳宗元也因為和王叔文的關系而被貶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貶為永州司馬。與此同時,劉禹錫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類似處分,這就是歷史上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里屬“荒癘”之地,他便“自放山澤間”,與山水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他返京后復出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于柳州逝世。
                像他這樣的奇才,從極有希望、前途無量的境地一頭栽下來,從此再也沒有受到過重用和遷升,滿腹才華一無所用,其心理上的打擊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只一次地想到過自殺,終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無顧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預感到了會死于“蠻夷”之地而不能終老故鄉。
                他在《瓶賦》中表白自己“清白”的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他在《牛賦》中自我安慰地說,“人的命運有好有壞,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來安排的。千萬不要抱怨和不滿,這樣才能享受到你應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懲咎賦》來表示自己悔過和自罰之心。但這一切并未使他的處境有絲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頂住巨大磨難而沒有倒下去的,還是他對“道”的認識和理解,因為這種理解認識提高了他的眼界、開闊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賦》和《懲咎賦》中,他已經顯示出對于“道”的深刻理解:“歸根反初,無慮無思。”“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真。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蕓蕓兮,率由以寧。剛柔馳張兮,出入綸經。”

              轉折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一個極度聰明的奇才,被貶謫到荒遠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難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種痛苦都可能磨勵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夸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貶謫生活所帶來的大磨難,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不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勵,而且進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風都明顯地帶有他生活經歷的痕跡:“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洄。故其于文章,出語多崔嵬。”宋代大文學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則對“八司馬”作了整體的評價,認為他們都是能在“無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強”的“奇才”。
                由于文章上的突飛猛進,加上對佛、道、儒三教經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為許多高僧寫過碑銘、塔記一類的文章,而他對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見地也通過這些碑銘塔記而得以廣泛傳播。他在禪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銘中寫到:“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真是言簡意賅,幾句話就把佛經要理概括無遺;他在《南岳彌陀和尚碑》中則以其獨特的詩風,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對道的精微理解:“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圣神無跡示教功。…形游無際交大雄,夫子稽首師順風。”;他在“無姓和尚”的碑銘中說道,“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已經從大的格局中認識到了宇宙生命的敗壞,最終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結論。在該碑的“碑陰”上則說,“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明白了“向內求”“心不被外物所動”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禮”和佛家的“律”相比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認為大小乘的分別是無意義的,“定”“慧”和“歸真源”才是終極的目的。這一超人見地實在讓人驚訝,因為佛教中許多層次極高的高僧甚至一代傳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爭,而且佛教最后也沒能擺脫分裂為大、小乘兩支的命運!除了佛教經典外,他對道家的理論也有很深的造詣。《陰符經》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經典,他研讀之后撰文指出該經乃后人假托,并非黃帝之書。精于道教理論的宋代大文學家黃庭堅曾以佩服的口吻談到此事。
                他對佛理的精深理解反過來又使他獨具慧眼,能對佛教內部以及儒教中人對佛教的錯誤認識和作法有著特別清晰的認識,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對禪宗內部南北兩派的內斗,以及“狂禪”一派的邪誤作法有清楚的敘述:“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空有互斗,南北相殘。”“而今之言禪者,有流蕩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陰》上指出,許多高僧在圓寂時都有異象產生。比如夜晚間突現光明,有仙音妙樂,“笙磬之音”,周圍的許多人都能看到和聽到。這類事實很多,而“儒者”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閉口不談。
                北宋時有位“儒釋兼通,道學純備”的“長老”,準備好了碑石,來請蘇東坡書寫柳宗元為六祖慧能作的碑銘(舊碑殘破后要立新碑)。據他聲稱,“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蘇東坡也說,“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說柳宗元的碑銘“妙絕古今”沒有錯,但說他“南遷”之后“始究佛法”則是不對的。根據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于零陵(即永州),吾獨有得焉。”原來對于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兒學”,有著“三十年”的鉆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沒有碰到過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貶官永州后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獲。到永州后,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進一步去深思幾十年來學佛過程中不解的問題外,他與佛教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對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煉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經過
                他初到永州時連房子都沒有,只好暫時住在永州龍興寺的廟里并因此結識了高僧巽上人。以后他曾多次在詩文中稱贊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詠·凈土堂》一詩中,他直稱巽上人為“導師”,足見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導下修佛的。反過來想,能讓他這樣的“奇才”和文章圣手心服,又豈能是泛泛之輩?他后來可能幫助寺廟修了一個“凈土院”和其它建筑,自己就住在那里和巽上人修禪。他曾在一首詩中詳細描述了早上“讀禪經”的情形:“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難言說,悟悅心自足。”修禪的人大多靜坐、內觀,修凈土的人喜歡大聲頌唱佛號。而他在這里是大清早把“禪經”拿到室外去讀,并能從周圍景致中生出“澹然難言說”的“悟悅”心態,確實有趣。
                他似乎沒有留下談論自己修煉層次和感受的專題詩文,但從他的《巽公院五詠》這幾首題詠詩中,我們仍然可以管窺到一些修煉層次的體現:“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凈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眾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導師,超遙謝塵昏。”(《凈土堂》)結合上下文以及其它詩中所談現象,這里的“華堂開凈域,圖像煥且繁”應為天目初開時的表現,能看到圖像了,但還不能自由選擇觀看的對象;“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誰與期。愿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曲講堂》)此處“愿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是心靜不擾、耳無所聞,已達“忘言”而“思維”還勉強能感覺得到的高境界;“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鏡本同如,鳥飛無遺跡。”(《禪堂》)此處“團團抱虛白”即“虛室生白”,而“忘機”與上面的“忘意”皆指“忘言”,可互相佐證。“心鏡本同如,鳥飛無遺跡”則是外塵不染、心靜而能定深的形象描述。這里描述的境界,在以往的修煉法門中已經是相當高的層次才能體驗到的了。
                修煉的層次主要表現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體驗即所謂“宗教體驗”只是心性標準的表征之一。一個人心性的提高必然會反映到他的言行上來:守真、行善、戒“貪嗔癡”和忍苦,這些都是言行的標準。柳宗元自己也說,“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于世者,則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萬有,但凡有志于掙脫物欲羈絆,不愿為世俗桎梏的人,都會認同佛理、皈依佛法。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

              紀念館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出自名門望族河東柳氏,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然而湖南零陵有柳宗元紀念館,廣西柳州有柳侯祠和他的衣冠冢,陜西西安有柳宗元墓,而在他的故鄉山西,幾百年來卻不見任何有關柳氏的蹤跡?史書和地方志也無有關柳氏家庭后裔的記載,這著實讓世人費解。

              永州
                永州市零陵區柳子街97號。2006年,柳宗元紀念館再次被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授予“湖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先進活動基地”榮譽稱號,這是柳宗元紀念館自2004年、2005年連續被授予“湖南省文物保護先進集體”、“湖南省文明窗口單位”榮譽稱號后又一個省級殊榮。

              柳州
                坐落在廣西柳州市柳侯公園內,主要由柳侯祠、柳宗元衣冠墓、柑香亭組成。柳侯祠原名羅池廟,是為紀念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柳宗元而于公元822年始建,距今已有1182年的歷史。1995年12月,經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同意,命名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館內景觀
                柳宗元紀念館來到柳侯祠正門,映入眼簾的是這靜穆的儀門。門額上“柳侯祠”三個字沉穩勁樸、俊逸豪放,是中國著名文學家、史學家、書法家郭沫若所題。門柱上這副“山水來歸,黃蕉丹荔;春秋報事,福我壽民”的金字對聯是根據唐代文豪韓愈《柳州羅池廟碑》一文集煉而成,語精墨妙,意境悠遠,表達了柳州人對柳宗元的思念之情。由于柳宗元在柳州的德政之舉,被后人尊稱為“柳柳州”,人們在他生前喜愛的羅池畔興建了羅池廟,在當年停放柳宗元靈柩的地方建起了衣冠墓。
                為了將柳宗元的事跡記載下來,流傳下去,柳州人士請柳宗元的生前好友、唐代大文學家韓愈寫下《柳州羅池廟碑》一文。碑文的前半部分記載了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績,后半部分附了一首題為《迎享送神詩》的詩。后來,宋代大文學家、大書法家蘇軾將《迎享送神詩》書寫下來,由柳州人士于宋嘉定十年即公元1217年,刻石立碑于羅廟內。因為這塊碑的內容集中國文學史上“唐宋八大家”中的韓愈文、柳宗元事、蘇軾書于一體,所以,后人稱此碑為“三絕碑”。
                新中國成立后,柳州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視對柳侯祠的保護工作,經常撥專款進行保護和維修。
                柳侯祠每年接待數以萬計的海內外游客到此參觀游覽。每年清明節,都有許多人到柳侯祠及柳侯墓祭拜柳宗元。“生有高名,沒為眾悲”,柳宗元雖然辭世已有千載,但世世代代的柳州人都不會忘記柳宗元為柳州所做的貢獻。

              藏書故實

                與韓愈發起古文運動,為一代古文大家,世有“韓柳”之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家中藏書甚富,僅獲得皇上的賜書就達3000卷。白居易等在《白孔六帖》記其“柳宗元貽京兆許孟容書曰:‘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久易主,書存亡不可知。’”著有《柳河東集》45卷,《外集》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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